Life full of fun

飞机降落在下起雷阵雨的上海，这是春冬交接的上海。从北京带回上海的硕大绿豆饼们已经变质。我很怀念北京的阳光，南方潮湿的雨水，不时让我觉着生活的腻味，就像被套似乎永远晾不干。
没料到，最后一天我还是去了次公司，同事都已疏散，很少人注意到我的出没。
再一次面对为何离开的质问，我没有说出所有的心里话。有些话，不想让它流淌出来，影响某一个人，或一些人。人生中所有的决定，我看的只是当下，如果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，我感到如释重负，那就是对的。未来是变化的未来，我不想以此作为选择的依据。我不想让自己委屈着。有些人可以，但我做不到，至少目前不可以。
我知道，很多时候，自己是随性的，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。我想，我这样的人，并不在乎外在的成功与否，在乎每一天踏踏实实，遵从良心地生活。对成功的追求，让很多人变得一点都不可爱，甚至可憎。“有时候，这真叫我难受。”
我想做一个写不出伟大作品的“卡夫卡”。

流水帐之三：朝外大街会同事，暗香浮动吃午饭，什刹海上看溜冰，北海公园走一圈，大剧院里打一盹，南门涮锅牛羊肉。天气晴好。

下雪不冷，冷的是融雪。今天第一次感到手脚受冻，我穿的雪地靴不防水，在积雪融化的地面上走久了，水就渗进鞋里，冻到脚了。
早上去朝内菜市场逛，喝了甜豆腐脑，隔了一个多小时，又回到天桥茶汤李，喝了碗茶汤，外加一碗驴杂汤，喝得热乎。
下午乘公交去了趟潘家园，赶上过年，天又冷，很多摊主不到点就开始收拾打烊了，买了一本《日本》杂志创刊号。
一直处于倒时间差状态的石头又冻又饿，回到虎坊街吃完饭。四两五花肉、四两牛肉和四两鱿鱼，基本都被他烤着吃了，嘴忙、手忙。还没撑着。
晚上还是回人艺，看了场实验话剧《情人》，不知是台词问题，还是演技问题，整剧看下来不太舒服。让我舒服的是，剧场是开放式的，没有传统的舞台观众席之分，我坐在第一排，平视在我跟前演戏的演员。
现在开始祈祷，可有人送我三月份《茶馆》的好票子么？

在地安门西大街的绿豆饼铺买了两斤绿豆饼，只只厚实，绿豆酥松，可是放在包里，压碎了好几只，心里很心疼。北京小吃的个头比较大。
在前海看到了结冰的湖面，果然像电视里看到的那样，男女老少溜冰，坐冰车，一派欢乐。
晚饭在绿豆饼铺边上的北京小吃点解决，可惜不了解北京小吃，保守地点了牛肉汤面，对“茶汤”深感好奇。明日前去品尝。
下午在三联书店转悠，二楼有个小型的读书会，听了会，睡了会。北京爱说话的人比较多。
晚上在首都剧场看话剧《鸟人》，不愧是人艺，看得我直鼓掌，什么是专业的演员，我有了新认识。
傍晚时分，天空随随便便就飘起了雪，等我从剧场出来，马路上已裹上白沙，一步一脚印地走回史家胡同。

 “我希望自己能够说一句话，为所有被至今各个时代的极权剥夺尊严的人——这句话将包含手绢一词，它将是那句问话：你带手绢了么？
  也许，这句关于手绢的问话从来都无关手绢，而是有关人的深深孤独。” ——赫塔·穆勒

 新一期《万象》里赫塔·穆勒的《每个词语都有它的鬼圈》，是我最近读到的最好的文章，就是最好，没有之一。这仅是穆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，令我颇期待看到她更多文学作品，可惜大陆出版商还来不及谈妥版权、叫人翻译，然后出版。
 如果要给这篇文章起一个更具亲和力的题目，我想是《你带手绢了么？》当然，这样的一个题目似有降低身份，跌入《读者》之列的嫌疑，但贯穿文章的这句平凡问候深深打动了我。

摘录几段文字：
--------------“你带手绢了么？”曾经，每天早上我出门前，母亲都站在家门口这么问我。我没带，于是又跑回房间拿手绢。每天早上我都不带手绢，因为在等母亲的问话，手绢成了她在关心我的证据，每天的晚些时间我就得自己照看自己了。
”你带手绢了么？“是一种间接的温存，更直接点的表达会让人难为情，农民是说不出口的。爱用一个问题给自己化了装，它只能这样干巴巴地表达，命令式的，好像农具的把手，语气的生硬甚至加强了那种温存。每天早上我都不带手绢到门口一次，然后又带手绢到门口一次，然后才会上街，手绢在身上就好像母亲在身边一样。”

--------------“你带手绢了么？”是普遍成立的么？能在一片雪光中从冰封之地延展过半个世界到融化的地方么？它能超越大山和荒原，越过一切边界，一直到达一个布满苦役与劳改营的巨大的帝国么？“你带手绢了么？”这询问是否从未被镰刀斧头、从未被那用众多集中营进行再教育的斯大林主义打死？

--------------我希望自己能够说一句话，为所有被至今各个时代的极权剥夺尊严的人——这句话将包含手绢一词，它将是那句问话：你带手绢了么？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也许，这句关于手绢的问话从来都无关手绢，而是有关人的深深孤独。

在平常的问候里， 生活的细小物件里，低吟着消极的对抗和争取，当环境企图焖死所有思想，瓦解所有信任。
在极权高压下，人性温存、良知和尊严有没有被泯灭，是否依旧存在？如果还有，那么就有希望。
”你带手绢了么？“


另：看到国内有人煞有介事评论穆勒该不该得诺贝尔奖，真是P话，你都没看过人家的书，何以下判断？

另：周末旁听了一个有关黑塞的读书交流会。知道黑塞是因为看了袁筱一的文章。不过，或许我已经过了看黑塞的年纪，他的书还真没有打动我，虽然他也是一只七月的巨蟹。

上两次是被动地离开,而这次主动选择离开, 心情多少有点不安. 当你花上一年的时间熟悉身边人, 身边事, 抽身而去, 会有空落落之感. 我想, 这又是我体内惰性的小声音在作祟. 这次的选择, 不是因为更好或更坏, 是为了逐步放弃.
这是一份争名的职业, 这是一份工作者可迅速被替代的职业. 这里, 平台比工作者更重要, 离开了这个平台, 你便什么都不是.
我想躲得远远的.

告诉我什么叫快乐
我问枕边的寂寞
梦里的常客
蒲公英对风儿说
我不想要降落
就这样抱着我
你怀里好热
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舍不得
我早已经习惯了荆棘做的窝
雨离开云朵跳入河
遇见漩涡
相约好一起漂泊
与他相濡以沫

没选择
------某电视主题曲

喜欢这句话：蒲公英对风儿说，我不想要降落

石头去北京后，我的个人时间多了很多，周末除了做做看书、看碟之类懒人运动，就是购物。衔接了我生活里一贯的单调。
不过只要出太阳，我很想出去走走，哪怕坐在音乐咚咚咚的KFC，哪怕旁边有一桌牌友。嘈杂才够热闹。
在一群人中潜伏着，看人来来往往，听人吵架、听人调侃，听人蜜语甜言，看的都是流动的风景。我爱看风景。我爱凑热闹。我爱人间气味。
新一年的到来，没有心理刻度的变化，看到手机显示出陌生的2010时，才微微有点醒悟。
只希望这一年，少些无所事事的无聊时间。

初中时应该看过《空中监狱》，不过那时年纪小，没看过多少外国片，被片里的暴力给吓着了，所以今天某电视台重放这片子时，我完全忘记故事大概了。
这次看美国顶级罪犯劫机片，印象最深的是凯奇对中枪后的胰岛素黑人兄弟说，“我会证明给你看，上帝是存在的。”上帝在这里具体指的是人性、人间正义和良善。
相不相信这些，是凯奇和其他insane criminals的最大区别。

8月份采访一个处于半下岗、半退休状态的工人，他侃侃而谈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，最后引用一台湾人的话归结说，中国人为什么沦到今天这种面貌，主要问题是没有信仰。
我当时小吃了一惊，这个结论的影响力竟这么广泛，但同时也开始琢磨，什么是中国人的信仰？或者说什么是中国人曾经的信仰？
中国人所谓的信仰，从来都不是西方语境下的宗教。也不是单纯的佛释道。
仁义礼智信才是中国人曾经的基本信仰，这些人之为人的基本信条。现在很多人无视的、背弃的是这些信条。
因为一度整个国家都没有credit。
所以，现在我们首要问题不是宗教，而仅仅是让人重新相信这些信条。

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点，是影片中，杀人狂被人说是insane的时候，他反驳说，难道让一个人工作50年，然后养老，然后死去，这难道就不insane么？——这句话，很subversive。

龙应台写于84年的《野火集》对今天大陆的诸多现状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过了25年，这些文字依旧震聋发聩。
台湾的八十年代，以《美丽岛》事件开始，主要党外人士在一次冲突中悉数被捕。1984年，又爆发江南案，但同时也促成台湾社会的开放。86年，民进党成立，87年台湾社会宣布解严。
读《野火集》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“良心”，不在于文字的华丽，思想的深刻，而在于揭穿“皇帝新装”的勇气，并真诚地，有策略地，逻辑清晰地解剖政治、社会、文化议题。
《中时晚报》杨渡说，”相较于党外杂志的辛辣内容，龙应台的文章，其实没有比党外杂志更勇猛，内容没有更直接。但它是一个可以在报纸发表的文章，这就是龙应台与我们的不同。”
他继而评论“她懂得在威权的禁忌和被容许的极限之间，寻找到那微妙的平衡点。一条既有几分危险的高度，但又不至于掉落而亡的地带。她走在其间，赢得最大掌声。”
二
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“高三那年，开始上三民主义。有个沉闷的下午，我在课本看到一句话：“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。”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。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，把课本前前后后翻遍，却找不到任何解释。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，感到深深的挫折：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，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，先解释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，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，最后才能演绎出“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。“这一结论。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无必要。
第二天，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”为什么“，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，好脾气地一笑，回答：“课本这么写，你背起来就是，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。”
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，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。”

最初，我也是为了凭自己的力量为类似的问题找一个逻辑圆满的答案，才选择了无用之学。